印度是南亚的一个国家，它的名字来自印度河。“婆罗多”来自古代神话中的皇帝婆罗多，他的名字也在宪法中被定义为这个国家的名称，部分关于婆罗多的故事被描述在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
根据《往世书》（出现于公元5世纪的宗教/历史文献）的记载，婆罗多征服了整个印度次大陆，并在和平与和谐中统治了这片土地。因此，这块土地也被称为 Bharatavarsha（“婆罗多次大陆”）。印度次大陆的原始人类活动可以追溯到距今25万年前，因此，这里也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有人居住的地区之一。
考古发掘出土了包括石器在内的早期人类物品，这表明在该地区，掌握技术的人群出现的年代非常久远。长期以来，因其杰出贡献，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文明都获得了高度认可，但历史和文化同样丰富的印度文明却容易被忽视，特别是在西方尤其如此。印度河谷文明（约公元前7000年-约公元前600年）是古代世界最伟大的文明之一，其影响的土地范围比埃及或美索不达米亚都要广阔，并创造了同样充满活力的文化进步。
印度也是世界四大宗教，即印度教、耆那教，佛教和锡克教的发源地，也是影响了科学思维和探索发展的“顺世论”哲学学派的发源地。现代生活中许多看似理所当然的方方面面，也都是源自于古印度人的发明和创新，包括冲水马桶、排水和下水道系统、公共游泳池、数学、兽医学、整形外科、棋盘游戏，瑜伽和冥想等等。
印度的史前时代
今天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尼泊尔地区为考古学家和学者们提供了最丰富的考古遗址和古代谱系信息。海德堡人（原始人类的一个支系，也是现代智人的祖先）在晚期智人迁移到现在被称为“欧洲”的几个世纪之前，就居住在印度次大陆。海德堡人（Homo heidelbergensis）存在的证据于1907年在德国首次被发现，此后的进一步发现也确立了该物种在走出非洲过程中，所经历的相当清晰的迁徙模式。
人们认识到海德堡人在印度的古老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考古学者很晚才对该地区产生兴趣。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情况不同，西方在印度的考古挖掘工作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真正开始。虽然早在1829年就知道哈拉帕古城的存在，但当时却忽视了它的考古意义，后来的挖掘也是为了验证伟大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耶那》（公元前5世纪或4世纪）中提到的地点，但当时也并未考虑到也许该地区具有更古老文化的这种可能性。
以巴拉塔尔村（位于拉贾斯坦邦的乌代普尔市附近）为例，它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由此可见印度历史的古老。但巴拉塔尔直到1962年才被发现，到了上世纪 90 年代才开始挖掘。而更古老的是新石器时代的梅尔加尔遗址，它的年代约为公元前7000年，并且还显示出更早的人类定居证据，这个遗址直到1974年才被发现。
过去50年的考古发掘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印度历史的认识，进而也改变了人们对世界历史的认识。2009年在巴拉塔尔发现的一具4000年前的骨架，提供了印度最古老的麻风病证据。在这一发现之前，麻风病被认为是一种非常晚近才出现的疾病，当时人们认为这种疾病是在某个时间点从非洲传到印度，然后在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去世后，由他的军队从印度带到欧洲的。
我们现在知道，早在全新世时期（距今一万年前），印度地区就有明显的人类活动痕迹，因此，许多基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早期工作而得出的历史假设，后来都需要被重新审视和修订。目前认为，起源于印度，并且至今仍在流行的“吠陀”传统，其产生至少可以部分地被归溯到以巴拉塔尔遗址为代表的土著居民时期，以及他们与雅利安移民之间发生文化互动与融合的历史阶段。而这些雅利安人是在大约公元前2000年-前1500年之间到达该地区的，从此便开启了所谓的吠陀时期（约公元前1500年-约前500年）。在此期间，被称为《吠陀经》的印度教经文出现了书面形式。
摩亨佐-达罗，以及哈拉帕文明
印度河流域的文明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000年，并从恒河下游地区分别向南和向北稳定地扩展到马尔瓦平原。和同时代其他地区的类似聚落相比，这里城镇的规模要更大。城镇按照中轴线布局，房屋通常用窑制的泥砖建造。房子的前门有一个大庭院，以及一个用于准备食物的厨房或工作区，还有若干较小的卧室。
家庭活动似乎集中在房舍前部，特别是在庭院中，这与从罗马、埃及、希腊，以及美索不达米亚的遗址中推断出来的情况相似。然而，印度河流域的民用建筑和房屋在技术上要先进得多，许多房屋都配备了冲水马桶和屋顶上的“风道系统”（可能最早在古波斯被发明），这些风道能起到空气调节作用。目前挖掘出的城市下水道和排水系统，甚至比罗马鼎盛时期的设施更为先进。
这一时期最著名的遗址是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这两大城市，它们都位于今天的巴基斯坦境内（摩亨佐-达罗在信德省，哈拉帕在旁遮普省）。在1947年分裂，并各自建国之前，巴基斯坦和印度原属同一个国家。哈拉帕文明（即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别称）以哈拉帕遗址而得名，通常分为早期，中期和成熟时期，大致对应于公元前5000年-前4000年（早期），公元前4000年-前2900年（中期）和公元前2900年-前1900年（成熟）。哈拉帕可以追溯到中期（公元前3000年），而摩亨佐-达罗城则修建于成熟时期（公元前2600年）。
19世纪，英国工人在修建铁路时运走了大量建材用作压载物，这使哈拉帕的遗址的建筑受损严重，遗址本身也遭到破坏。而在此之前，许多建筑也早已被哈拉帕村庄（遗址的命名地）的当地居民拆除，用于修建他们自己的房屋。因此，现在很难确定哈拉帕的历史意义，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曾经是青铜时代一个重要的社区，人口可能多达三万人。
与哈拉帕不同，摩亨佐-达罗遗址则保存得很好，因为直到1922年，这个遗址的大部分还埋藏于地下。摩亨佐-达罗在信德语中的含义是“死者的土堆”，当地人如此命名是因为他们在那里发现了不少人和动物的骨骼，以及古代的陶瓷和其他遗物，这些遗物会不定期地从土中浮现。这个城市最初的名字不得而知，尽管各种发现提供了一些可能的参考。其中，德拉威语的名字“Kukkutarma”，即公鸡之城，则可能是摩亨佐-达罗曾经的确切名称，也许这里曾经以斗鸡活动而闻名，或者也可能是一个鸡类养殖和繁衍的重要地点。
摩亨佐-达罗是一座精心建造的城市，街道均匀地排成直角，还有一个复杂的排水系统。能够被加热的大浴池居于遗址的中心位置，应该是当时社会活动的焦点。当地居民熟练使用铜、青铜、铅和锡等金属（如舞女铜像和一些印章等艺术品证实了这一点），并种植大麦、小麦、豌豆、芝麻和棉花。贸易是商业繁荣的重要源泉，人们认为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献中提到的 Magan 和 Meluhha 等地名应该就是印度，或者更确切来说，可能就是摩亨佐-达罗。在美索不达米亚的遗址中发现了来自印度河流域的文物，尽管它们在印度的确切来源地点并不总是很确定。
哈拉帕文明的衰落
哈拉帕文明时期，人们崇拜许多神灵并举办敬拜仪式。在许多地方都发现了各种神的雕像（比如风暴与战争之神因陀罗），其中最主要的是描绘沙克蒂（母亲女神）的陶土雕像，表明当时社会存在普遍的母系崇拜特征。一般认为，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到前1500年间，一个不同的种族，即雅利安人，通过开伯尔山口迁徙进入印度，并和本地的文化互相融合。雅利安带来了自己的神和梵语，然后将它们引入到该地区已有的信仰和文化体系中。雅利安人的起源以及他们对土著民族到底有何影响，这些问题仍在争论中，但学者们普遍认为，大约在他们到来的同时，哈拉帕文化已经开始衰落了。
学者们指出，气候变化是该地区出现干旱和洪水的一个可能原因。学者还认为，印度河开始更频繁地在该地区制造洪涝灾害（在摩亨佐-达罗约30英尺或9米深的淤泥就是证据），天灾摧毁了庄稼，引发了饥荒。学者们还认为，当时的季风路径可能有所改变，让密切依赖季风来浇灌作物的人们被迫前往南方，从而离开北方的城市。另一种可能则是失去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这两个最重要商业伙伴之间的贸易联系，因为这两个地区都在发生严重的内部冲突。
在德国语言学家马克斯·穆勒（1823-1900）的影响下，20世纪早期的种族主义作家和政治哲学家们，他们声称印度河流域文明之所以灭亡，完全是因为白皮肤雅利安人的入侵，但这一理论现在被严重质疑。同样站不住脚的是人类被外星人驱赶到南方的理论。摩亨佐-达罗遗址最神秘之处在于部分遗址的玻璃化，仿佛这里曾暴露在高温下，使砖和石头发生了融化。在苏格兰的 Traprain Law 等遗址中，也观察到了同样的现象，其原因则被归结为战争的结果。然而，关于这座城市被某种古代原子弹的爆炸所摧毁（来自其他星球的外星人之杰作）的谣传，显然不是正常思维所能接受的结论。
吠陀时期
无论城市被遗弃的原因是什么，在印度河流域的文明衰落后，这里便进入了所谓的“吠陀时期”，其特点便是田园式的生活方式，以及对《吠陀经》的信仰。社会被分为四个阶级（瓦尔纳），也就是俗称的“种姓制度”，由最上层的“婆罗门”（祭司和学者），处于第二等级的是“刹帝利”（武士），再往下则是“吠舍”（农民和商人）和“首陀罗”（一般劳动者）这四个等级所构成。此外还有一个被称为“贱民”的最低种姓，也称“不可接触者”，他们负责处理肉类和垃圾。尽管贱民这个阶层在古代是否真的存在仍有一些争议。
起初，种姓制度似乎只是对个人职业的一种反映，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变成了极为严苛的限定，一个人的种姓完全由出生所决定，不能被更改，也不允许和自己以外的种姓通婚。对种姓制度的认知反映了一种信仰，即人类生活的永恒秩序是由至高无上的神所支配的。
一般认为，在吠陀时期表现出诸多特征的宗教信仰，其历史要更为古老，但正是在吠陀时期，这些特征被系统化为萨纳坦达摩（“永恒秩序”）教，即今天的印度教。印度教的名字来源于印度教徒聚集的印度（或信德）河，因此，先“信德教徒”，然后才是“印度教徒”。萨纳坦达摩教法的基本原则是：宇宙和人类的生活是建立在某种秩序和目的之上的，遵守这个秩序并接受其目的之引导，一个人才能体验到生命的本源，并正确地生活。
虽然萨纳坦达摩被许多人认为是由许多神组成的多神宗教，但这实际上是一神论，因为相信只有一个神，即婆罗门（既是“自我”，也是世界和可感知世界的创造者），由于其伟大，他是无法被完全领悟的，而通过印度教万神殿中不同的神所揭示的诸多启示而得以救赎。
是婆罗门定义了永恒的秩序，并通过它来维持宇宙。这种对宇宙秩序的信仰反映了社会的稳定，并以此为基础实现了社会的发展和繁荣。在吠陀时期，统治者实现了中央集权，社会习俗也完全融入到整个地区的日常生活中。除了《吠陀经》外，其他伟大的宗教和文学作品，如《往世书》、《摩诃婆罗多》、《博伽梵歌》和《罗摩衍那》等，都出自这一时期。
在公元前6世纪，宗教改革者笩駄摩那·玛哈维拉（公元前599年-前527年）和悉达多·乔达摩（公元前563年-前483年）发展了自己的信仰体系，脱离了主流的萨纳坦达摩教，最终分别创造了各自的“耆那教”和“佛教”。而宗教的这些变化，也只是更广泛的社会和文化剧变中的一部分，这些变化导致了城邦的形成和强大王国的崛起（如频毘娑罗统治下的摩揭陀王国），以及足以挑战正统印度教的哲学思想流派的出现和扩散。
玛哈维拉拒绝《吠陀经》，把救赎和开悟的责任直接归结到个人身上，佛陀后来也是这样做的。夏维维卡的哲学流派拒绝宗教信仰中的任何超自然因素，坚持认为只有通过自己的感官才可以接近真理，并且，生活中最大的目标就是追求快乐和自身的美好感受。虽然夏维维卡没能作为一个思想流派而存在，但它却促成了一种全新思维方式的产生。这种思维方式更接地气，也更务实，最终激励了对经验性和科学性的认识论和观察方法的接受。
诸多城邦也在这一时期扩张，城市化和财富的增加吸引了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公元前550-前330年）的居鲁士二世（公元前550-前530年），他于公元前530年入侵印度，并在该地区发起了一场征服战争。十年后，在他的儿子大流士一世（大流士大帝，公元前522年-前486年）的统治下，北印度（相当于今天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被牢牢地掌握在波斯人的控制之下，也让该地区的居民接受了波斯法律和习俗。这有可能直接导致了这样一个后果，即波斯和印度宗教信仰的之间的融合，一些学者认为这是宗教和文化进一步变革的动因之一。
古印度的伟大帝国
波斯在印度北部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直到公元前330年亚历山大大帝在攻陷波斯后，继续向印度进军。于是，外来因素再一次影响了这片区域，随之产生了希腊化的佛教文化形态并影响了印度北部文化的各个领域，无论是艺术、宗教，或者服饰等等。这一时期的雕像和浮雕描绘了佛陀和其他一些形象，并且在服装和姿态上都具有明显的希腊化风格（即犍陀罗艺术流派）。亚历山大离开印度后，孔雀帝国（公元前322年-前185年）在旃陀罗笈多·孔雀（公元前321-297年）的统治下崛起，到了公元前3世纪末，这个帝国几乎统治了整个印度北部。
旃陀罗笈多的儿子宾头娑罗（公元前298年-前272年）将帝国扩展到几乎整个印度。而宾头娑罗之子就是伟大的阿育王（公元前268年-前232年），在他的统治下，孔雀帝国达到了最鼎盛时期。在位8年后，阿育王征服了东部城邦羯陵伽国，战争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10万人。阿育王对这样的毁灭和死亡感到震惊，他随后接受了佛陀的教导，并开始了一系列系统的计划来倡导佛教的思想和原则。
他修建了许多佛教寺院，对佛教团体也慷慨解囊，据说在全国各地建立了84,000座佛塔来纪念佛陀。公元前249年，在前往一处和佛陀生平有关的地方朝圣时，他正式将名为蓝毗尼的村庄指定为佛陀的出生地，在那里竖立了一根纪念柱，并委托起草了著名的《阿育王诏书》来鼓励和传播佛教思想和价值观。在阿育王统治之前，佛教只是一个努力寻求追随者的小教派。但在阿育王派遣大量信徒到国内外传播佛教思想后，这个当初的小教派便开始快速发展，并且时至今日仍然是世界上的主要宗教之一。
阿育王死后，孔雀帝国衰落，国家分裂成许多小王国和帝国（如贵霜帝国），即所谓的“古印度中期”。公元前30年，奥古斯都·凯撒将埃及并入新建立的罗马帝国，因此，这个时代也见证了印度与罗马之间贸易活动的增加（始于公元前130年）。此时的罗马还吞并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大部分地区，因此也成为印度的主要贸易伙伴（译者注：贵霜帝国与当时的罗马帝国、安息帝国和中国的东汉帝国成为欧亚大陆上的四大帝国，连接东西方的丝绸之路也是当时的主要贸易通道，而贵霜帝国则是位于这条贸易通道上的重要枢纽）。这是一段各个王国中个体和文化显著发展的时期，并最终在笈多帝国（公元320-550年）的统治下，古埃及进入到一段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
笈多帝国被认为是由一位室利笈多（“室利”意思为“主”）所建立的，他的统治时期可能是在公元240-280年。由于笈多被看做是属于吠舍（商人）种姓，因此他战胜种姓制度的羁绊而获得权力也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创举。他为政府奠定了基础，进而让印度得以稳定，在笈多王朝统治下，古印度文化的各个方面都达到了顶峰。哲学、文学、科学、数学、建筑、天文学、技术、艺术、工程、宗教和天文学，以及等等其他领域，都在这一时期获得了蓬勃发展，取得了不少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
《维亚萨往世书》是在这一时期编纂的，著名的阿姜塔和埃洛拉洞穴，以及那些精致的雕刻和拱形的房间也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诗人和剧作家迦梨陀婆完成了他的杰作《沙恭达罗》；《爱经》也由婆磋衍那完成，这部作品也可能是他根据早期的作品汇编而成。在伐罗诃密希罗探索天文学的同时，数学家阿耶波多也在该领域有了自己的发现，他还认识到“零”这一数学概念的重要性，也被认为是这一概念的发明者。由于笈多帝国的创始人蔑视正统的印度教思想，所以笈多统治者提倡和宣传佛教作为国家信仰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也是为什么在阿姜塔和埃洛拉等地发现了这一时期的大量佛教艺术品，而非印度教作品。
帝国的衰落与伊斯兰教的到来
在一系列软弱国王的统治下，笈多帝国逐渐衰落，并在公元550年左右崩溃。笈多帝国随后被统治该地区42年的戒日王（公元590-647年）所建立的戒日王朝所取代。戒日王是一位颇有成就的文学家（除了其他作品外，他还创作了三部戏剧），他还是一位艺术赞助人，也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禁止在自己的王国里杀害动物，但他也承认在战争中杀死敌人有时也是不可避免的。
戒日王是一位高超的军事战略家，一生中只在战场上失败过一次。在他的统治下，印度北部繁荣起来，但在他死后，王国也随之崩溃了。在笈多王朝和戒日王朝时期，印度多次击退了匈奴人的入侵，但随着强大王国的灭亡，印度北方地区也陷入了混乱，分裂成很多小国家，失去了对抗入侵所必须的统一政权。
公元712年，穆斯林将军穆罕默德·本·卡西姆征服了印度北部，在今天的巴基斯坦地区建立了自己的地盘。穆斯林的入侵终结了印度的本土帝国时代，从那时起，以城市权力为基础的独立城邦或联盟变成了普遍的政权模式。伊斯兰苏丹国在今天的巴基斯坦地区崛起后，还不断向西北地区扩张。
源自不同宗教的各种世界观，不断地在这片土地上争夺话语权，外加语言的多样性等，这也让笈多时代所展现的国家统一和文化进步等，变得难以重新。因此，印度很容易便被信奉伊斯兰教的莫卧儿帝国所征服。以后，印度还将继续受到各种外部势力的影响（其中包括葡萄牙人，法国人和英国人），直到1947年才最终赢得独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