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塔吉拉的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年），作为一位希腊哲学家，他在人类知识的各个领域中开创了系统而科学的探究方法，因此在他所处的时代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而后来则简称为‘哲学家’，其名声之广，无需更多修饰。
当他在物理学著作之后（形而上学字面意思是“物理学之后”）撰写了关于抽象哲学推理的书籍，并标准化了学习过程——即如何收集、吸收、解释和传播信息——跨越多个学科时，他（或他的书记员）几乎凭借一己之力发明了形而上学的概念。
在中世纪后期（约公元 1300-1500 年），亚里士多德被称为 “大师”，最著名的是在但丁的《地狱篇》中，作者甚至不需要指明亚里士多德的名字就能认出他来。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涉及生物学、政治学、形而上学、农学、文学、植物学、医学、数学、物理学、伦理学、逻辑学和戏剧等多个学科，并被认为是这些学科的大师，因此这一称谓非常贴切。传统上，他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并称为希腊最伟大的三位哲学家。
柏拉图（约公元前 424/423-348/347 年）是苏格拉底（约公元前 469/470-399 年）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曾师从柏拉图。这对师生在柏拉图哲学的一个基本方面存在分歧，即坚持形式的更高境界，这使得客观现实在实体中成为可能，不过，与一些学者的说法相反，这并没有造成他们之间的任何裂痕。亚里士多德将在柏拉图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原创思想，尽管他拒绝接受柏拉图的形式论，但他从未贬低柏拉图的基本哲学。
他被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公元前 359-336 年）聘为其子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 356-323 年）的家庭教师，亚里士多德给这位青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亚历山大在征战时随身携带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并在征服波斯帝国时将亚里士多德哲学引入东方。通过亚历山大，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传遍了当时已知的世界，影响了古代哲学，并为犹太教、基督教和穆斯林神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早期生活
公元前 384 年，亚里士多德出生在希腊马其顿边境的斯塔吉拉。他的父亲尼丘马科斯（Nichomachus）是马其顿国王的御医，在亚里士多德十岁时去世。他的叔父承担起了这个孩子的监护人，并负责他的教育。作为宫廷工作人员的子侄，亚里士多德可能在马其顿宫廷的家庭教师那里度过了一段时间，但这一点并不确定。18 岁时，亚里士多德被送往雅典柏拉图学院学习，在那里一待就是 20 年。
他是一名出色的学生，提前毕业，并获得了教授修辞学和对话的教职。亚里士多德似乎认为他将在柏拉图死后接管学院，当这个职位给了柏拉图的侄子斯佩西普斯（Speusippus）后，亚里士多德离开雅典，独自在希腊群岛的岛屿上进行实验和研究。
亚里士多德和亚历山大大帝
公元前 343 年，亚里士多德被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二世召去辅导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并在接下来的七年中一直担任此职，直到公元前 336 年亚历山大登上王位，开始了他著名的征服之旅。公元前 335 年，亚里士多德返回雅典，但两人仍通过书信保持联系，亚里士多德对这位征服者的影响体现在亚历山大在其整个职业生涯中以娴熟的外交技巧处理棘手的政治问题上。亚里士多德对亚历山大的影响还体现在亚历山大对艺术和文化的鉴赏力上。
亚里士多德对非希腊 “野蛮人”，特别是波斯人的评价很低，他鼓励亚历山大征服波斯帝国。与大多数希腊人一样，亚里士多德也是听着公元前 490 年马拉松战役、公元前 480 年波斯入侵以及希腊在萨拉米斯和普拉泰亚战胜波斯军队的故事长大的。因此，考虑到他成长的文化氛围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反抗波斯的，他主张征服也就不足为奇了。
即使不考虑这一点，亚里士多德在哲学上也是支持战争的，因为战争提供了成就伟业的机会，也提供了将个人的卓越才能应用于解决实际困难的机会。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生存的最终目的是幸福（eudaimonia–字面意思是 “拥有美好的精神”），而这种幸福可以通过保持美德的生活来实现，美德的生活可以发展个人的阿睿提（arete ，“个人的卓越”）。
一个人的阿睿提会让他们看到在任何情况下必须做什么，并能够做到这一点。此外，通过与志同道合的良师益友交往，一个人的灵魂会得到充实，卓越的品质会得到磨砺，而战争则为一个人提供了许多拓展和证明的机会，不仅能证明自我价值，还能证明自己的伟大。在公元前 336 年发动战争之前，他可能用这些思想来激励亚历山大。
与柏拉图的信仰与分歧
公元前 335 年，亚里士多德一回到雅典，就建立了自己的学校–吕刻昂（Lyceum），与柏拉图学院匹敌。亚里士多德是一位 “目的论者”（Teleologist），他相信 “终极原因 ”和生命的最终目的，并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和每个人都有其存在的目的，而且这些最终目的可以通过观察已知世界来确定。
柏拉图也论述了第一因和最终目的，但他更多地从唯心主义的角度来看待它们，并认为可以通过理解一个更高的无形的真理层面来认识它们，他称之为 “形式的境界”。柏拉图的哲学深深植根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神秘主义，毕达哥拉斯学派由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家和神秘主义者毕达哥拉斯（约公元前 571 年-公元前 497 年）创立。毕达哥拉斯强调灵魂的不朽和良性生活的重要性，认为生活中有一些基本的、无可争辩的真理，人们必须认识到并坚持这些真理，才能过上美好的生活。
柏拉图还受到另一位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家、诡辩家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约公元前 485-415 年）的重要影响，他被认为是第一位相对主义思想家。普罗泰戈拉有一句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意思是说个人的感知决定真理。普罗泰戈拉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有客观真理，因为所有可观察到的现象、情感或心理体验都受制于个人的解释。柏拉图提出了《形式论》，试图驳斥普罗泰戈拉，并为他的毕达哥拉斯派唯心主义提供一个理性基础，从而确立客观真理的存在。形式领域包含了 “善”、“真 ”和 “美 ”的完美表达，人类在尘世中感知到的一切，被定义为 “善”、“真 ”或 “美 ”的，只是因为它们参与了更高级、更完美的 “善”、“真 ”或 “美 ”的形式。例如，一匹马的美丽不仅仅因为人们欣赏它的外表，它通过参与美的形式而客观地成为美。
亚里士多德从不接受柏拉图的 “形式论”，也不相信把看不见的东西作为可观察世界的解释，因为人们可以从看到的东西倒推到第一因。在《物理学》和《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声称宇宙的第一因是 “原始的推动者”–它推动其他一切，但自身却不动。对亚里士多德来说，这比形式领域更有意义。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马之所以美丽，是因为人类将某些特征与美的概念联系在一起：马的皮毛颜色悦目、健康状况良好、在赛马场上姿态优美。亚里士多德认为，马之所以美丽，是因为有某种看不见、无法证明的 “完美之美 ”境界，对亚里士多德来说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任何说法都需要证据才能被接受。至少在理论上，原动力的存在是可以证明的，因为在过去的某一时刻，一定有某种力量推动了生命的运动，而这种力量–不管它是由什么组成的–被他命名为不动的推动者或原动力。他的这一推理后来被犹太教、基督教和穆斯林神学家采纳，并为这些宗教的上帝概念做出了贡献。
亚里士多德在否定 “形式论 ”时提到了柏拉图，以及他如何不愿意与他曾经的老师–一个他一直很敬重的人–争论。然而，他认为自己必须正视柏拉图理论的不切实际，并鼓励柏拉图主义者放弃这一理论，他写道：
为了真理，一个人或许应该认为：一个人，尤其是哲学家，最好放弃曾经属于自己的理论，事实上也必须这样做......我们的神圣职责是尊重真理高于朋友。(Nicomachean Ethics I.1096a.15)
柏拉图声称，真理的知识概念无法从经验中获得，实际上什么也学不到。他在《美诺》对话中最显著地证明了这一点，他认为所有的学习实际上都是对前世的 “记忆”。亚里士多德驳斥了这一说法，他认为知识显然是可以学习的，因为人是可以被教导的，这从他们对生活和行为的看法的变化中就可以看出来。
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好人之所以是好人，是因为他曾被教导过要过一种美好、有道德的生活。如果一个人不能真正 “学会”，而只能记住他过去生活中“好”的基本事实，那么这个人本身就不能被视为 “好”。一个人在生活中表现出的美德，是他决定以某种方式行事，并为了自己而实践美德习惯的结果，而不是为了名誉或他人的赞美。亚里士多德写道：
荣誉似乎取决于授予它的人，而不是接受它的人，而我们的猜测是，善是一个人自己的财产，不可能轻易从他那里夺走。(Nicomachean Ethics I.1095b.25)
亚里士多德主张凡事节制，以实现人生的 “善”，而这种 “善 ”最终是任何人或任何环境都无法剥夺或减少的幸福。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人通过实施正义的行为而成为正义的人，通过实施自我控制的行为而成为自我控制的人”（《尼各马科伦理学》I.1105b.10）。 “中庸之道 ”的概念就体现了这种自我控制。亚里士多德写道：
关于快乐与痛苦……中庸之道在于自我控制，过度则表现为放纵。在金钱的给予与接受上，中庸之道表现为慷慨，过度与不足则分别表现为奢侈与吝啬。在这两种恶习中，过度与不足以相反的方式表现出来：奢侈之人在花费上过度而在接受上吝啬，吝啬之人在接受上贪婪而在花费上吝啬。(Nicomachean Ethics I.1107b.5-10)
“中庸之道”提供了一种控制，以纠正人的行为。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容易陷入奢侈的过度之中，那么他应该转向吝啬的极端反面。因为一个人的自然倾向会是随意挥霍，那么有意识地尝试不花费任何东西，就会使他逐渐回到两个极端之间的适度。
中庸之道是亚里士多德在吕刻昂学院向学生传授的众多戒律之一。他在教学过程中来回走动的习惯为吕刻昂学院赢得了 “逍遥学派”（Peripatetic School，源于希腊语，意为走来走去，peripatetikos）的称号。亚里士多德最喜欢的学生是提奥弗拉斯图斯（Theophrastus），他后来接替亚里士多德成为该学派的领袖，并收集和出版了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一些学者声称，事实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从来就不是为了出版而写的，而只是提奥弗拉斯图斯和其他人非常欣赏的课堂讲义，因此将其复制并分发。
著名贡献与作品
中庸之道是亚里士多德对哲学思想最著名的贡献之一（仅次于 “原动力”），但需要指出的是，这只是在伦理学领域，亚里士多德对他那个时代的每一个知识分支都做出了贡献。在伦理学方面，他还著名地探讨了自愿行为和非自愿行为之间的区别，鼓励人们在生活中尽可能多地采取自愿行为，以获得最大的幸福。他明白，人在一天中会遇到许多不愿做的琐事和责任，但他建议人们将这些表面上的烦恼视为获得幸福的机会和途径。
例如，一个人可能不愿意洗碗，并认为不得不做这项苦差事是非自愿的行为。亚里士多德会建议人们把洗碗看成是达到理想目的的一种手段，即有一个干净的厨房和干净的盘子供下一顿使用。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不喜欢的工作。与其将工作视为幸福的障碍，不如将其视为购买日用品、衣服、旅行和享受爱好的手段。20 世纪和 21 世纪，不同学科的许多作者都强调了积极思考的价值和感恩的重要性，实际上亚里士多德更早提出了同样的观点。
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一书中论述了 “记忆即事实 ”的问题，认为人的记忆只是印象，而不是真实发生的可靠记录。当一个人经历了新的体验后，记忆就会产生不同的印象。因此，如果一个人因为一场车祸遇到了一生的挚爱，那么他对不愉快事件（比如车祸）的记忆就会改变。人们会根据他们对自己和他人的情感叙述，来选择记忆的内容和记忆的方式。自弗洛伊德和荣格在 20 世纪中叶提出这一概念以来，人们一直在探索这一概念，但这并不是他们的原创思想。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论述了国家的问题，他认为国家是任何人类社会的自然有机发展。国家不是强加给人们的静态结构，而是在其规则下生活的人们所创造的动态的、有生命力的实体。早在托马斯. 霍布斯写出关于政府职责的《利维坦》或让-雅克.卢梭提出《社会契约论》之前，亚里士多德就已经提到了同样的问题。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将 “模仿”（在艺术中对现实的模仿）和 “宣泄”（对强烈情感的宣泄）等概念引入文学批评和创作艺术。直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他对诗歌和修辞形式的观察一直被作为该领域的客观真理传授。亚里士多德天生对人类和自然世界的方方面面都充满好奇，他系统地研究了他所关注的所有主题，直到满意为止，然后试图通过哲学解释使其变得可理解和有意义。通过这一过程，他发展出了早期的科学方法，即先提出假设，然后通过实验进行验证，实验可以重复进行，以获得相同的结果。
结论
公元前 323 年亚历山大大帝死后，雅典的民意转向反对马其顿，亚里士多德因早先与亚历山大和马其顿宫廷的关系而被控不忠诚。考虑到苏格拉底被不公正地处死，亚里士多德选择逃离雅典，正如他所说，“以免雅典人对哲学犯两次罪”。公元前 322 年，他因自然原因去世。
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与柏拉图的著作一样，在过去的两千年里几乎影响了人类知识的方方面面。虽然罗马灭亡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在西方并不广为流传，但在东方，他的著作却受到穆斯林学者的赞赏，穆斯林学者从他的著作中汲取灵感，加深理解。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写给他的儿子尼科马科斯，作为美好生活的指南）至今仍是伦理学研究的哲学标准。他对物理学的理解做出了贡献，开创了形而上学的研究领域，撰写了大量关于自然科学和政治哲学的著作，他的《诗学》至今仍是文学批评的经典之作。
在这一切中，他证明了自己是但丁所认可的大师。与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贯穿了当今人类知识的整个领域。在过去的两千年里，许多学者、哲学家和思想家对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进行过争论、否定、忽视、质疑甚至驳斥，但没有人不认为他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他建立了思想流派，创造了在今天被认为理所当然且一直存在的学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