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本文而言,從公元 184 年到公元 190 年,三國初期是歷史上,最動蕩的時期。 由於病弱的漢政府無法控制,殘酷的局部戰爭、叛亂和起義盛行。 首都很快淪陷,隨之而來的是漢朝本身,被宮廷中的敵對王朝派系、詭計多端的太監,和頑固的儒家文人四分五裂。 統治的秩序,被諸候競爭混亂所取代,董卓、呂布和曹操等人無情無義,只有一個野心:一統天下。
從宋代(公元 960-1279 年)開始,這一時期,就一直吸引著公眾的想像力,並隨著明代寫的歷史小說《三國演義》達到高潮,無論是在 公元 14 或 15 世紀。 一些人將羅貫中歸因,事件的浪漫化和多姿多彩的版本,創造了經久不衰的文化英雄,有時甚至創造了崇拜人物,如蜀國的儒家統治者劉備和他的將軍關羽,後者神化為 關帝,以及東吳的孫權。 這部小說涵蓋了從公元 168 年到公元 280 年的中國歷史,時至今日仍然廣受歡迎,激發了電影、戲劇、文學和電腦遊戲的靈感。
漢的衰落
自公元前 206 年,漢朝一直統治著中國,是迄今為止最成功的王朝。 儘管如此,到了公元 2 世紀,皇帝們仍面臨著困難時期。 中央政府由一個秘密的內廷控制,其訪問權限,受到詭計多端的,宮廷太監的嚴格控制,與各省日常事務的距離越來越遠。 公元 140 年代,叛亂已經爆發,當時派遣官員賄賂諸候來解決叛亂。 皇帝不再指揮一支重要的軍隊,也無能為力。
仍然象徵性效忠於漢朝統治者的軍隊,永久駐紮在邊疆,他們沒有動力繼續忠於遠方的統帥。 漢朝決定改變只,對特定戰役臨時指揮軍隊,然後在將軍們想出任何大主意之前,將其召回首都的古老政策,將是個決定性的決定。
是戰場上的個別指揮官贏得了他們軍隊的尊重和忠誠——他們是專業人士、囚犯和當地部落成員的混合體——而不是遙遠的、從未見過的皇帝。 毫無疑問,他們直接從指揮官那裡領取薪水這一事實與效忠的轉移有很大關係。 正如一位當地房東所說:
省郡政府的命令如雷貫耳; 聖旨只是掛在牆上裝飾。 (劉易斯,27 )
與此同時,廣大農民正遭受著,困擾常見且可悲的定期自然災害,尤其是洪水和地震,以及與被稱為鮮卑人的持續戰爭。 長城以北的鮮卑感受到了中國擴張的威脅,雖然他們通過貿易珍視中國的奢侈品,並且最初歡迎互動,但他們開始更加重視他們的自由。 隨著鮮卑對中國入侵的抵抗力增強,中國政府只是派出越來越多的軍隊遠征他們。 這項政策極大地削弱了帝國的權威,因為與相當大的損失相比,收益微乎其微。
對改善農民的生活,幾乎沒有或不可能做些什麼,因為國庫被與鮮卑人的失敗戰爭掏空,在公元 177 年,鮮卑人率領軍隊在北部草原進行了伏擊,這次非常成功,以至於“三個 四分之一的人沒有返回”(De Crespigny,5)。 此外,稅收經常被腐敗官員避稅或偷走,這使農民的生活更加複雜。
地方官必須自己想辦法增加收入,而且沒有來自首都的指導政策。 當地人只有一種做法:盡可能武裝自己防身。 有能力的地主,組織了私人軍隊,從他們的佃戶和當地農民那裡招募。 那些不能依靠富人,逃到山上或其他地方——導致大規模遷移,和隨之而來的不穩定——有時甚至整個村莊都遷移到較高的地方,在那裡用防禦工事,包圍自己並希望最好的結果。 中國很快進入混戰。
黃巾起義
在公元 2 世紀的最後二十年,漢的穩步衰落,和不斷傳來的各省不滿,突然失控,引發震驚的統治者和當地官僚,目睹的最嚴重和持久的叛亂。 黃巾起義公元 184 年爆發,由具有超凡魅力的道教,太平道首領張角(死於公元 184 年)領導,造成了嚴重破壞。
黃巾是流行的宗教運動,與道教密切相關。 其更吸引人的,是相信疾病來自罪惡,但對缺乏藥物的農民來說,是個好消息,認罪可以消除疾病。 起義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為戴著代表土色的頭巾,土是五行元素,希望用土來剋漢朝火。
道家哲學通過陰陽原理的,運作和五行(土、木、金、火、水)的相互作用,來理解宇宙的運作。 五行之上是天(天),用藍色表示。 道教受到大多數漢朝皇帝的青睞,當漢朝初掌權時,他們將他們的朝代與天/藍色聯繫在一起,但在某些時候變成了地/黃色,到黃巾起義時,他們宣稱統治 火的力量/紅色。 這些與元素相關的變化可能與王朝在不同時期的重點有關,但這並不清楚。
叛亂的一個有趣方面是,從哲學上講,雙方都基於相同的道家原則,和對正確與真實的相同理解。 漢朝聲稱根據叛亂者支持推翻他們的相同原則,統治是正當,但張角和叛亂者堅稱有充分理由,因為他們認同早先的土/黃原則,他們聲稱漢漢朝已經拋棄原則, 背叛了火/紅色。
在此,造反者援引,與個人行為的基本價值精神觀念。 以反叛者為代表的地上價值比對手,天生更強大,更公正。 鬥爭中援引價值觀,叛軍希望不僅為他們事業辯護,而且為黃巾起義,爭取更多的支持。
運動流行始於東方,並在轉向政治和促進對窮人的援助的幫助下迅速傳播開來。 運動大聲批評在社會普遍存在,對婦和下層的歧視。 該異端最終演化為一場重大的軍事叛亂,考慮到其領袖張覺角,鼓吹太平的目標,這頗具諷刺意味。 黃巾軍被組織成軍事單位並準備行動。 中國各地的地方政府辦公室都被叛軍襲擊並搗毀。 叛亂似乎像癌症一樣無處不在——失去控制,對政權來說是致命的。 十六郡屈服於叛亂,帝國軍隊被擊敗,統治者被綁架,城市被佔領。
整個國家現在被叛軍、諸侯或仍忠於國家的地方官瓜分。 諸侯曹操(約公元 155-220 年)的一首詩,概括了人民的混亂、持續的戰爭和貧困,曹操和當時的許多領導人一樣,具文學才華。
盔甲穿久,內滋生蝨,
生靈塗炭。田野白骨,
千里之內,雞犬不聞。
百中一倖,吾五臟裂。
(劉易斯,28 )
叛亂在一年內被曹操的軍隊殘酷鎮壓,曹操當時是漢靈帝(公元 168-189 年在位)手下最重要的將領之一。 曹操設法組織了朝廷重要貴族的私人軍隊的軍事聯盟,並將其塑造成一支高效,專業戰鬥力量。 叛軍首領張角不是戰死就是被處決。 不過,在四川省東部的新領導下,叛亂繼續,儘管會更加平靜。 然而,損害已經造成,現在中國各地方長官和地方軍閥之間幾乎沒有什麼區別。 漢放棄各省的權力。
曹操
公元 170 年代,曹操在漢都洛陽開始職業生涯,任官和捕快。 他很早就樹立堅守法律的名聲,不懼挑戰權貴。 曹操在後來的文學作品中,被描繪成一個狡猾的權謀惡棍,而中國的戲曲也把他塑造成一個非常下流的角色,扮演的演員,通常戴著有陰險眉毛,咆哮的白色面具。 表明可疑名聲,他的名字在中文短語“一說曹操,曹操就到。”中流傳下來,大致等同於英語中,“一說魔鬼,魔鬼就到”。
然而,除了曹操之外還有許多其他軍事領導人,因為黃巾起義的不幸後果是,幾個地方諸侯得到皇帝支持,在他們的特定地區組,建軍並與黃巾軍交戰。 叛軍解決後,這些軍隊隨後相互衝突,隨後發生持續的內戰,在此期間洛陽被董卓(公元 189-192 年)洗劫。
董卓
董卓,又名仲英,是一位駐紮在西北部的邊塞將軍。 有很長的軍旅生涯,從皇家衛隊的一員開始逐步晉升; 董卓的部隊是精銳軍團,御林軍成員都是戰死沙場的兒孫。 董卓是漢將——常駐邊疆十年,任其自生自滅。
公元 189 年,他被召回朝廷,但拒絕了,理由是他的手下不僅需要他,而且還強行拉回他的馬車,不讓他離開。 正如他在給朝廷的一封信中,摘錄以下所述,他完全了解他們對他的忠誠:
大小兵士久與我相熟,惜我之恩惠而為我捨命。 (劉易斯,262)
公元 189 年,董卓充分利用混亂局面,並應朝廷“大將軍”何進的求援號召,遷至洛陽 110 公里(70 英里)以內。 在朝廷上,當何進在宮中被謀殺時,高官和軍事領導人厭倦,政府無能和宦官弄權,被迫採取行動。 因此,他們密謀暗殺了所有二千名,長期操縱權力的太監。
政變的肇事者,隨後做出了巨大的錯誤估計,邀請董卓進入,當時市人口約為 50 萬。 諸侯對此津津樂道,燒毀首都的木結構建築(包括圖書館和國家檔案館),並綁架了年輕的皇帝少帝。 然而,董卓遠離他在西方的根據地,所以他帶著皇帝撤回了長安。 昔日的漢都,四面環山,是一個更容易防守的大本營。 洛陽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再次崛起,它在董卓 被殺後令人遺憾地被遺棄,詩人曹植寫:
洛陽多麼寂寞,多麼寂靜!
宮殿房屋都被燒成灰燼。
牆壁柵欄全都破裂。
荊棘直衝雲霄。
(劉易斯,101)
與此同時,董卓享受著他的成功。 一個徹頭徹尾的無賴,如果後來的消息來源可信,卓將作為一個瘋狂的暴君載入史冊,正如《三國演義》中經常被引用的這段話所揭示的那樣:
有次,董卓大擺宴席,招待所有聚集的人來見證他的離去。 就在這時,北方來了大批自願投降的叛軍。 暴君坐在餐桌旁,將他們帶到他面前,對他們進行肆無忌憚的殘忍對待。 手腳被砍掉了; 眼睛被挖出; 另一個失去舌頭。 有些被煮死。 痛苦的尖叫聲響徹天際,朝臣們嚇得暈了過去。 但苦難的製造者吃喝玩樂,談笑風生,若無其事。 (167)
破碎的中國
洛陽覆滅,對已經傾覆的漢朝,又是一次沉重的打擊。 像曹操和周這樣的人將繼續爭奪控制權,以及操縱傀儡皇帝的權,而傀儡皇帝對於任何想要獲得合法統治權的人來說,都是必不可少。 亂世三國見證全面分崩離析,再過三個世紀都不會統一。